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

王阳明表示，他期望得到志同道合的豪杰之士的扶持匡翼，共同讲明良知之学，推广良知之教，使得天下人都能自觉良知并能按照良知行事，互相善待，克服自私自利的毛病，去除谗妒胜忿的习性，共同实现儒家的大同理想。其余皆就席，敛容肃观。

在宋明理学话语中，礼被上升到天理层面，被赋予了崇高性、神圣性和普遍性的色彩。将良知作为生活的教条与行为指导，这与以礼为教的逻辑是一样的，礼承载了儒家的价值信念，是儒家价值信念的规范化表现，同样地，在王阳明那里，良知即是儒家价值信念的内化，合乎礼与合乎良知的根本逻辑是一致的，即以儒家的价值信念为生活指针。到了宋代，朱熹又进一步说：百行万善总于五常。礼乐的本原在于天理、良知，因此王阳明主张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1](23),他还声称，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1](59)。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

由此，王阳明期望同道中人和他一起来推行良知之教，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1](92)。正因为良知具有引导人、治理社会、匡正言行的功能，而这些功能都是儒家的期待所在，故而王阳明坚定地以推行良知为己任，希望以此教化他人和社会，他说：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于是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孔子、孟子弄事的年代，老子学说早就存在了，《道德经》在知识分子中间一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怎么没听说老子对孔子、孟子有什么影响呢？是门派观念使然，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我们从老子的角度想这件事情。

每当我仰望他的时候，我常常出现这样的幻觉：他绝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他是岁月用贵金属雕琢出来的巍峨的精神塑像。其次，老子好像也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如果老人家听到孔子津津乐道并满世界跑着去推行克己复礼为仁、听到孟子嘟嘟哝哝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此人个子矮小瘦削，脸面黝黑，目光尖锐活泛，不用任何引导和提醒，大谈了半个多小时的治国之道，从三皇五帝一直到满清，都谈到了。《战国策·燕策》也记载说，当时的士是很招人待见的，甚至出现了帝者以师处，王者以友处的局面，所以我们才能从《孟子》里读到孟子与魏国君主梁惠王、齐国君主齐宣王、腾国君主滕文公等人的关于国家政治话题的讨论。

5读老子如饮甘露，其文风姿漾，狂狷恣放，看到他治大国如烹小鲜、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孟子·尽心上》）有一点儿赌气或者愤世嫉俗的意味。

以主张实行严苛酷法而著名的韩非子不仅入世，更是入了朝，亲身在政治旋涡中历经磋磨，终于熬到位极人臣的位置，成为秦始皇的左膀右臂，虽然最后被同窗好友李斯陷害——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死于知识分子之手的知识分子何止李斯一人——死于秦始皇之手，但其自我价值的实现恰恰是通过秦始皇实现和完成的。周游列国十四载而未见成效的孔子难免灰心丧气。这个逻辑链必须是完整的，所谓的意味，也必须是从它的延续性中产生的。这不是卖关子，这是他做人的方法，或者具体说，是他的思维方式，我们是怪他不得的。

那么，似乎把一切都看透的老子又如何呢？跟孔孟相比，至少表面上，老子离政治很远，这或许与道家的核心意识即出世思想有关，或许也与一个人的脾气秉性有关。老子之于我们，《道德经》之于我们，永远都是谜团，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人。然而奇怪的是，越是否认，这种想法越是频繁地出现在脑海里。这或许才是孔子和老子之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吧？2023-6-9 进入 陈行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孔子 老子 。

在这段历史中，周朝（西周和东周）自身的国家权力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随着周天子权威日渐衰微，各诸侯国为了争当霸主，更是战争狼烟四起，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安宁。司马迁说，齐国的稷下学宫曾经聚拢数百上千人，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

没有这个历史条件，将无从谈起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农家、杂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也绝不会有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我们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谈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

孔子所谓的道从势，从实质上来说，势就是礼，就是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这样，他就给本应当虚的道附加了实的内容，具体说就是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功能，与老子相比，在气象上、格局上很显然是小了很多。有一天，他老人家走得实在是太累了，就让弟子们在树荫底下歇息一会儿，弟子们议论到一路上遇到的艰难和坎坷，孔子起初什么都没说，到最后才无奈地感叹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与此类似的人，我后来还经见过几个，大体上都是这个印象，虽然有人劝解我说，那些人都是神经病，当真不得，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深藏于民间的民间智慧的敬畏。这些讨论往往气氛热烈友好，充满了思辨，而且很多时候孟子都居于施教者位置，君则像三孙子一样似乎只有听的份儿，有时候还得领受直接的批评教育。他既超脱于眼前这个物质世界，又超脱于被无数庸人（据说都是一些哲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精神世界，他就是庄子笔下的那只大鹏，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不具备精神感应能力的人，是看不到他，更触摸不到他的。通过君实现自我价值的儒家，确实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构建了中国的政治文化。

老子比孔子早了几十年，比孟子更是早了将近二百年（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生卒年月是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基本与孟子同时代）。要知道，那是一个文化蛮荒的时代，而我当时还是一个18岁的孩子，不具备最基础的历史学常识，因此在他口若悬河的谈吐中，除了无限佩服之外，再就是有些发晕，感觉像是被眼前这个完全不像庄稼人的农民给催眠了，绕晕了。

这个执迷于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道德经·十六章》）的智者，做人的格局显然要比孔孟高不止一星半点儿，这就决定了老子对现实政治绝没有那么高的热情，他也绝无兴趣风风光光地周游列国，追着赶着去教导君主——你怎么治国关我屁事？你荣辱成败关我屁事？尽管从心底里说，他也是想对君有所劝诫的。你比如法家先驱管仲在跟齐桓公深谈三天三夜之后，后者竟当即将其拜为相，传为一段佳话。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高论，你心目中难免就会出现一个睥睨天下、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老人。这虽然应和了中国传统士人天下无道则隐的一惯主张，然而这里面的凄凉况味，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其最终结果也跟孔子一样，不得不结束周游列国，回家乡聚众讲学、专心著书立说去了。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曾经向老子求教关于礼的问题，然而孔子究竟见没见过老子，似乎并没有定论，而孟子没见过老子则是肯定的。我在《孟子很幸运》（2020-1-27）一文中说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总是怀着为江山社稷安危殚精竭虑的情怀，怀着经世、致用的信念，孜孜不倦地向君提出种种治国理政构想，期待君采纳他们的治国理政建议，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去了，孟子也周游列国去了，一时间，周游列国似乎成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手段，这种情形，甚至已经不限于儒家了，法家亦是如此。饶有兴味的是，在那个独特的时代，君居然是欢迎这些家伙们妄议朝政、乐于听取他们意见的，这就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治、博兴文化的热情，从而也就在整体上丰盈了那个时代的国家智慧，而是否拥有高深的国家智慧，又是一个国家能否在国家间站立的根本。

从贬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君的统治术即治国理政之道发展得如此完备，如此丰富，如此博大精深，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不能不归功于孔子和孟子。中国士人经常拍着胸脯说：士为知己者死。

这样想来，你还会觉得老子仅仅是一个喜欢独处、喜欢沉思默想的老人么？可以这么认为，老子是前观五百年、后视五百年才称之为老子的，他是入世到极处才显现出出世之态的，他是把政治吃得太透了才不直接谈论政治的，他是看太多君无道才不屑于跟人尤其是不屑于与君讨论他那个道的……而他所有高妙的言论，却无处不包含对入世的积极执着，对政治的深邃洞悉。我们看到的是，老子只想宅在家里想他愿意想的事情，从不参加与权力者的酒宴，电话一律不接，邮箱也很少打开去看，甚至将上网、滑手机之类的日常消遣也免了，更不要说去参加呼朋唤友的无聊聚会了，你甭想在诸如此类的场合看到他。

其实儒家在建立之初也挺不容易的，孔老人家率领弟子周游列国，锲而不舍地宣传他的治国理念、治国之道，也可谓是感天动地了。俗人察察，我独闷闷（《道德经·二十章》）的人，他不喜欢张扬，你绝对无法想象老子会在一帮子酒肉朋友面前挥舞着手臂、唾沫星子乱溅地胡喷，痛陈某位腐败官员把数百亿资产弄到了国外，老子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在坚固的现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不得不选择出世，即逃到社会角落聊此残生的人，真可谓不计其数。倘若你把卫星发射到近地或远地轨道，它就可以将信号覆盖整个亚洲或者整个地球。只有循着这条完整的逻辑链才可以揣摩到过去的奥秘、当下的处境和对未来的预期。然而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流氓的事业，流氓的事业是要见血的，是要伴随着杀戮的，所以以仁义为立身根基的儒家知识分子，永远揣摩不到王的心思，外儒内法四个字淋漓尽致地道尽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

孔子的这种心态，孟子也有。1任何世代的哲学，一定是那一世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反映，就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哲学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

是因为他们太需要知音了。你比如我，就经常没来由地想：如果真的是智者长寿，老子一直活着，活到了三百年以后秦始皇建立起秦王朝，活到这个不可一世的大一统王朝转瞬之间（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土崩瓦解，成为关中平原上的一堆残砖烂瓦，他会怎么想？甚或说，如果老人家万寿无疆活到了今天，他会对我们和我们生存着的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呢？他会对我们说一些什么样的警世箴言呢？这想法当然是荒诞的，我很多次摇着头说自己想多了。

士为知己者死的愿望好还是不好呢？当然挺好，然而问题在于，你到哪里去寻找知己者呢？或者说，政治不仅是理念，更是一种需要很强意志力进行操作的东西，政治家和学者们面临的问题常常是不一样的，所以士的劝诫效果未必都好，士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我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曾经听闻一个学识渊博的农民，后来没想到竟然有机会与这位著名的民间学者见面了。